波涛滚滚的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银光，从遥远的天际奔涌而来，在辽阔的鲁北平原上，潇洒地拐了一个弯后，一路征尘，一路东逝。翻腾的漩涡中，卷着混浊的黄沙，黄沙里书写了多少可歌可泣、绵延不绝的沧桑故事，演绎着多少流经岁月的神奇。

“八一”前夕，在桓台县城水利局老家属院一栋旧式楼房里，已是耄耋之年的古稀老人白景花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向我们讲述一个78年前的故事——

引子

1945年农历五月十四，鲁北平原黄河岸边，时在滨海军区后勤部被服厂服役的马玉英，在随部队转移走到此地时，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女孩。为了不影响随部队行动，孩子出生不久，马玉英点上煤油灯，伸出自己的右手拇指，放在灯头上烫得滚热，迅速在婴儿的头皮上重重地按了一下。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破草屋，也刀割般剜着娘的心。自此，婴儿头顶这个被亲生母亲“狠心”烫出2分硬币大小的伤疤，再也没有长出过头发。

白景花的生母马玉英，马玉英的军装照

一周后，马玉英抱着女儿沿河岸走进沾化县冯家乡白家村，进了一户渔民的大门。渔民正手提油桶肩搭一件粗布夹袄，准备去河边油船装载货物。马玉英在院内站在渔民面前说：“大哥，我马上要去东北，不能带孩子，把这孩子放在你们家，如果打完仗我还活着，就回来接她走;即使我回不来，全国快解放了，党和政府也会管这个孩子的。”

没等渔民说话，马玉英已将手中的孩子举到渔民胸前，渔民拿下肩上的夹袄包起了孩子，又转身回屋把孩子交给屋内女人。

出屋后见马玉英已迈出他家大门，头也不回地朝西北大路走去。

襁褓中的女孩留在了白景村。村里白姓人居多，她又是解放军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养父母就给她起了个名字：白景花。

白景花的养父白风美（留下的唯一一张）

白景花的养父白风美（留下的唯一一张）

一

时光穿越78载岁月。此刻坐在笔者对面的白景花，清秀的面容，满头雪白的白发烫着大花，脸白白净净，没有多少皱纹，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仿佛能洞察一切。1米57左右的身高，讲起话来中气十足、思路清晰、语言流畅且富有思想和文采。她坚毅的神态，清秀的容颜，优雅的举止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好几岁。

初春的阳光洒落在不大的院子里，也透过婆娑的树影，穿过门窗洒落在我们谈话的客厅。几道闪烁着金色的斑驳光影映射到白景花的身上、脸上，老人的满头白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头顶上那块明晃晃的疤痕格外显眼。

“我生养在沾化县冯家乡白家村，但寿光市双王城寇家坞村是我生父的老家，寿光牛头镇村是生母的老家，我的根系在寿光。”伤心不已的白景花低下头，长久没有说话。

“近80年了，我知道了老家是何地，至今却不知生父在何处。母女生离、父女死别，我都遇上了，‘生离死别’是我命运的真实写照!

听母亲说她在白家村生我时，父亲正随部队在前线作战。有人说济南战役时，他是攻打东门的工兵爆破连长，也有人说济南战役后，父亲接着参加了淮海战役，可父亲到底牺牲在哪，谁也搞不清”。 伤心不已的白景花低下头，长久没有说话。 她告诉笔者，自己终生的夙愿是找到生父的尸骨，知道他魂归河处，谜底解不开，自己死不瞑目。

二

一个旧式四方形的小木箱，白景花哽咽着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，一页一页地翻动着，指着一张张照片向记者介绍：“这是生父母的军属、烈属证件;这是养父母的相片;这是我的姥爷马信友，1917年赴欧洲协助法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;这是我的二舅爷马长茂，1925年10月出生，1945年参加抗日武装;这是我牛头镇革命元老马保三，论辈分也是我姥爷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过寿光县农民协会主席，中共寿光县委委员，1927年为躲避反动当局追捕出走东北，后在朝鲜仁川组织成立中华劳动组合会;这是青年时期的生母……姥爷的家族有10多个军人分别在南北两个战场上为国奋战，其中当八路军的有四、五个，母亲、大舅在北方战场打日本;二舅、三舅、父亲同国民党作战，大舅是残废军人，母亲和两个舅舅虽没伤亡，可满身伤痕累累。我们家是妥妥的‘一门三英’。

马保三(马玉英的父亲马信友同辈兄）

马信友(马玉英的父亲，白景花的姥爷)

马长茂(马玉英的弟弟，白景花的舅舅)

看完照片，白景花又从箱子中拎出一个包袱，颤抖着双手小心地解开包袱结口，一件镶着白领边的黑色夹袄呈现在我们眼前，白景花把它展开放到茶几上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当年生母把我交给养父时，养父这就是用这件夹袄包起了俺。78年啦，俺一直把它视作‘救生衣'，这也是养父留给我的唯一财产。三、四岁前，养父用它包着俺逃荒、躲鬼子……这件夹袄，是军民鱼水情的真实见证。”

包白景花长大的“救命夹袄”

说到养父留下的夹袄，白景花激动地站了起来说到养父留下的夹袄，白景花激动地站了起来

笔者看到，与夹袄一同装在这个木箱里的，还有一张张泛黄的荣誉证书、奖状，一枚枚装饰着好看的五星、麦穗、花朵、缎带的奖章、纪念章……白景花说，这些经过战火烟云熏染的物件，每一份都有一串生动感人的故事，都记载着一段先为人知的史实，这些“无价之宝”，是最现实、最直接、最鲜活的革命史料爱国教材。她一直用心珍藏着它们，一直寻找这些史料背后的真相，她希望这些父辈鲜血染红、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珍贵文物，能够激励一代代人铭记历史，赓续前进，不懈奋斗!

三

“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其实，养父母最早给我起的名字叫‘百姓花'，因白家村是个以白姓为主的杂姓村庄，上学时老师给改叫‘白景花'。无论叫‘百姓花’也好，‘白景花’也罢，在村里爷爷奶奶辈、婶子大娘辈，以及比我大一点的哥嫂、姐姐辈眼里，我是八路军留在村里的根苗，得像养花一样的养着、宠着。我想，我名字中的‘花’字，大致由来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”白景花哽咽着说。

长大后的白景花曾听养父说过，她一二岁时，战争不断，八路军、国民党、日寇几方处于拉锯战状态，今天国民党进村抓人，明天日本鬼子进村扫荡。如果露出风声或隐蔽不好，让他们知道村里有个八路军的孩子，不仅她命不保，还会连累乡亲。万一再有汉奸告密，全村老少都会遭殃。可庆幸的是，这种情况一直没发生过，每次接到鬼子和国民党进村的消息，乡亲们都第一个告诉养父，养父会急忙用这件夹袄把她包好，抱到安全的地方躲避，有时和敌人“捉迷藏”，类似击鼓传花似地把她接力转送到刚刚接受过敌人搜查的家庭，转到谁家吃住在谁家。有一次还乡团进村，乡亲们先是白景花隐蔽到海边芦苇荡里，又转移到荆条棵子林里。她被养父的夹袄包着安然地酣睡在乡亲们怀里，乡亲们却忍着蚊虫叮咬扇着蒲扇给她驱虫赶蚊子，特务、还乡团走后，又把她安全护送到村里。

白景花的养父是1977年离世的，仅活了60多岁，养母于2006年仙逝，享年96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养父留下的遗物已所剩不多，可这件夹袄她却一直小心地留存着，让它陪伴在自己身旁。她视这件夹袄为‘宝衣’‘护生袄’‘救生衣’‘保命符’，就连夹袄领子上父亲穿过留下的汗渍都没舍得洗掉。因为，这是父亲的味道，上面有父亲的体温。看到它，白景花会想起天高海深一样的父爱，就会记住乡亲们的大恩大德!

白景花上小学那年，县里筹建阶级教育展览馆，在全县收集战争年代留下的各种物件，当县人武部得知白家村有个八路军留下的后代时，曾派人去白景花养父母家，想把她接到县里由国家抚养，但养父母却怎么也不舍得白景花离开他们，坚持由自己抚养。对白景花来说，虽然失去了一次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长大懂事后，她对此并没有一丝埋怨、责怪!她理解养父母的心，也感谢党和国家对八路军后代的关心厚爱。

白景花十五六岁去当时的寿光县民政局寻找生父下落时，被安排住进了民政局最好的一间宿舍，吃饭在局机关食堂。那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工作人员都吃定量，只有她可以随便吃喝，大家都把她当‘公主’级人物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，后期她去广东湛江寻找母亲的路费，也都是民政局出的。

四

白景花的生父叫张华堂，出生在一个中等偏上比较富裕的家庭，姊妹四个，他是老大。母亲马玉英姊妹七个，也是家中长女，但家境远比不上张华堂家。为了给哥哥说上找媳妇，父母将年幼的母马玉英送到张华堂家当了童养媳，把婆家给女儿的彩礼钱钱又当了给儿子说媳妇的彩礼钱。

马玉英受不了婆家人的虐待、折磨，于1937年偷偷跑出去跑出去当了兵，这一走就是5年。1944年，已有7年军龄的她回了一趟娘家，婆家知道后，找到马玉英娘家逼着他和丈夫圆了房。

圆房前，马玉英和张华堂进行了一番长谈，两人作了个秘密约定。马玉英说：“圆房后，你和我一样到队伍上当兵，一起打鬼子!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否则就拉倒，解除婚约，各走各的道……”张华堂答应了马玉英的要求。

圆房不久，马玉英就回到了部队。而诚实厚道的张华堂也信守给新媳妇许下的诺言，悄悄离开家乡寿光县冠家坞，参加了八路军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再没见过面，马玉英只听说他在宋时轮的部队服役，好像在机枪连。遗憾的是张华堂至死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。为了兑现新婚妻子的那句诺言，带着打鬼子的神圣使命，背负着民族解放的千斤重担，他新婚不久就去当兵、继而奔向抗日前线。听白景花的舅舅马长茂说，1948年济南战役打响前夕，他见过张华堂一面：高高的个子、面容清瘦，人长得很帅，当时是负责攻打东南门的爆破连连长，正在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。马长茂的部队负责攻打西南门，因时间紧急，他俩匆匆打了个招呼，就各自投入到了即将来临的战斗中。济南战役结束后，马长茂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华堂，听说张华堂的部队接着投入到了淮海战役中，也有人说淮海战役时父亲是特务连长。

“父亲的尸骨到底是留在了济南战役战场上，还是淮海战役战场上，我不得而知!”白景花平静地说着这些，像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。良久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!

作者与白景花老人合影留念

白景花向记者讲述湛江寻母的历程

五

从上小学开始，同学们就议论说白景花是八路军留在村里的孩子。 在一个偶然机会，她无意中从姨母(养母的妹妹)嘴里得知，自己是在沾化县冯家乡白家村出生的，并且告诉她当年的接生婆还在。

小孩子想象力丰富，想法天真、简单，她想寻找生母，想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子?为什么不要自己了?生父在哪里、干什么……。

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青年男女流行穿黄军装，白景花去见接生婆那天，上身穿了一件黄褂子，不知因为她长得很像母亲，还是这身打扮和当年穿军装的母亲差不多，接生婆一见她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看你，这么多年没见面，可是一点也没见老呀!”白景花说：“你认识我吗”?接生婆说：“哎呀，我咋能不认识你呢!那年你生孩子，可是我给你接的生呀!”白景花叫了她一声大娘，说：“大娘，我就是你接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啊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母亲她姓啥名甚?”接生婆惊讶地长大了嘴巴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对白景花说：“你母亲当时在队伍上，是个当兵的，你和她长得一个模样，生你时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。从你和她的长相看，我敢断定，她就是你母亲!”

顺着接生婆提供的线索，白景花又断断续续找了3年。1966年，村里、公社推荐她参加了县里的社教工作队。有一天白景花在沾化县城碰上一名退伍兵，闲聊中竟然打听到了母亲的信息。退伍兵说他和马玉英是同一个部队的，1941年到1945年期间，马玉英在山东省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当兵;1945年1947年期间任六纵队21旅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，建国前是43军后勤部出纳，后来南下了。赵姓退伍兵也说她长的像母亲。

马玉英90岁时回到故乡在地里劳动

马玉英离休前照片

根据接生婆和赵姓退伍兵提供的情况，白景花分别给省民政厅和公安厅写了一封信，在各级组织的帮助下，1966年正月15日，白景花带着寿光市民政局给她筹措的盘缠，从潍坊市坐上了去广东湛江寻母的火车。

彼时的马玉英，已从部队团级岗位转业到湛江卫生学校任校长兼党委书记，再婚后又生养了两儿一女四个孩子。

到生母家的第二天一早，白景花从睡梦中醒来醒，见马玉英坐在床头，一双又红又肿的眼睛，正出神地看着自己。她柔情地对白景花说：“你睡的可香了，起床我给你梳梳头吧”。说罢，拿过一把梳子，轻轻扒开白景花头顶，继而，眼泪吧嗒吧嗒滴落下来，喃喃地说：“这就是我的闺女。”“你头上有个地方不长毛发你知道吧?”一听母亲问这事，白景花很生气，连珠炮似地说：‘我听别人说过，自己又看不见，听说是你弄的?天底下就没有你这样的娘!为什么这么狠心，给我头上烫块难看的疤，为什么丢下我不管了?”说着说着，白景花呜呜地哭了。

“嗯，是我把你送人的时候，用烫热的手指给你烫的记号，想打完仗去找你的。现在俺觉得自己这样做有点傻。”母亲如是说。

“你知不知道把俺送给了谁啊?”白景花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在这个村里待的时间很短，当时着急之下没来得及也忘了问男当家的大名，好像大家都叫他老十八，叫女主人沈娘娘。”

沉思良久，母亲意味深长地对她说：“这些年，我如果想找你的话很容易，但你养父母拉扯大了你，我去掺和啥!”

马玉英告诉女儿，她1937年入伍后，部队历经几次转隶，最后归属第四野战军。先后参加过锦州战役、四平战役等，把白景花送给白姓乡亲抚养，回到部队的母亲，当了四野首长的随身卫生员，南下后又在广东军区高雷军分区任职。

白景花在湛江待了半年。生母征求她的意见，问她是想当兵还是招工，但经过慎重思考，她最终又回到了沾化。

当时，养父母家已有了一个妹妹、两个弟弟，一家6张嘴，日子过得很紧巴。身为渔民的养父拼死累活，也难以让全家人填饱肚子。白景花想，自己是老大，不顾这个家不行啊，父母把自己拉扯大，也应该替他们分忧解愁了!

白景花成了一名渤海边辛勤劳作的渔家姑娘。血液里流淌的军人血脉，锻造了她打小吃苦耐劳、不畏艰难的秉性。为了让一家人活命，她豁上力气拼命干活，每天来到靠近渤海边的一块大洼地，挖野菜、剥树皮、打捞海草，捡拾海鲜、野草种子，凡是能吃的她都收入筐中，带回家给弟妹充饥。在渤海边的盐碱滩上，生长着一种黄西菜，菜叶像针的形状，味道稍微有点咸，一丛一簇的呈蓬松状，也有人叫它龙须菜、黄蓿菜。沿海一带，大部分的植物都无法生存，能够在含盐碱的海边荒滩野地扎根的只有黄西菜，越是风大水咸土质碱的地方，它生长的越是茂盛。白景花把黄西菜挖回家，用凉拌、炝炒做给家人吃，度过了那些个忍饥挨饿的春秋冬夏。

养母是小脚，干不动农活，洗衣做饭、刷锅洗碗白景花全包下了。沾化一带的地是盐碱地，海水退潮后，海岸上一片漂白，咸盐漂在海岸上，渔民吃的盐就是盐土晒的。每年秋天，白景花把地里的萝卜收回家后，就拿着簸萁、笤帚，跑到海边，等退潮后扒开盐土，扫上一袋子盐碱，回家培在萝卜上，腌上几天就成咸菜了。

这些年，经常有人问白景花：“你是革命烈士的女儿，生母又是南下的高干，也算得上是公主级的身份了，为什么年轻时不往高枝上飞?何必让自己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罪?把自己的一生搭在了桓台这么一个小县城，后悔不?”对此，白景花总是一笑了之。说实话，往高枝上飞的机会不是没有，而且不止一次。70年代初母亲又征求过让她去湛江工作的意见，寿光市民政局也曾向她发出了到局里工作的邀请，但她都放弃了。

1966年，白景花参加了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，她与一位叫王家仁的青年在一同工作、学习、劳动中互生好感，结下友谊，产生情愫。

王家仁1938年出生于菏泽曹县，他是曲阜水利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分到桓台县水利局后，一辈子没挪窝，从一名办事员干到局里的科研领军带头人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，一直干到70岁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白景花被安排到局里工作，当了丈夫的的助理后，两口子长年不着家，扛着铁锹、镐头，到荒山岭野、林地农田开挖、取样、检验，风餐露宿进行野外作业。下雨时人家往家里跑，她得帮丈夫拿着很重的家什，陪他往野外跑，一干就是大半天，开挖多处不同地块，取出不同深度的土质样本。年轻时，他们的两个儿子根本就无暇顾及。桓台县水利局一半以上的科研项目都是王家仁领衔完成的，他多次被评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、荣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。他的先进事迹，被省市新闻媒体广泛宣传。

作为烈士的后代，她俩没有给父亲的那块烈士纪念碑上抹黑，她们无愧于父辈留下的那一张张证书、一枚枚军功章!

六

关于白景花老人讲述的红色家史，笔者在其生母马玉英出生村编著的《牛头镇村志》中，看到一篇《老枣树下“一门三英”》的文章，专门记载了。——“满门忠烈的马家大家庭。文章中说，马家目前已有140多名成员，10多人受过高等教育，而且有硕士、博士;从牛头镇村走出去的军人能有一个排，马玉英湛江生养的几个子女，也都当过兵。家族中党员人数能成立一个党支部。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家训，传承革命薪火、红色基因;他们政治坚定，思想先进，追求进步，业绩突出，不愧为革命先烈的后代!”

2020年建党99周年的时候，100岁的马玉英在其侄子马晓光先生所著的家史《老枣树下党旗红》序言中写道：“我们的家史，是一部充满苦难的历史，是牛头镇历史的代表，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。牛头镇1926年就有党组织，我们的家庭党小组，要热爱共产党，要听党的话，要牢记初心使命，把革命薪火、红色基因在马家后代中传下去。”

白景花老人以朴实的语言、低沉的语调，时而如泣如，时而如悲如啼地讲述了“一门三英烈，三代铸英魂，忠魂昭日月”的红色家史，她的叙说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。采访结束时，白景花委托笔者办两件事，一是找位画师，给生父绘制一张画相;二是把养父留下的粗布夹袄，自己保存的证书、徽章，赠送到有关纪念馆(室)。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，知道这些物件背后的故事。

白景花老泪纵横、哀婉凄惨的叙说，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笔者的心灵。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寻找，永无绝期的思念!胜利来之不易，和平来之不易，它是无数像白景花生父母、养父母一样，以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”的大义之举，舍却身家，救亡图存，拼出来、干出来的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!

一门三英烈，浩气贯长虹!是他们，把追求铺成路，把生命染成花，把足迹塑成碑!

已经黯淡的硝烟、远走的背影，伴随着他们前行的脚步;飘走的灵魂、留下的遗像，定格下了他们忘我的神情，追索的痴情!

是他们，且把忠魂当空舞，砥柱中流主沉浮;是他们，让中华民族高扬起不屈的头颅!一块疤痕，映照赤胆忠心，一件夹袄，彰显大爱无疆;一生寻找，延续母女情长;走出“洞房”，血洒抗日战场;一门三英，代代赤心向党!活生生的事，活生生的人，谁能说这是传说?

一曲衷肠暖热土，万千真情常相诉。白景花老人的叙说，便是天地间的永恒!（ 田兆广 王琳晶）